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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会关心：教育要寻找人性的光辉

作者:博雅名校家教网来源:博雅名校家教网 news system 更新日期：2005-8-14 阅读次数：

　　教师书房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培养有能力、关心人、爱人也值得人爱的人，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，就必须由一种概念来主导学校课程，即“关心”。我们要做人，我们要“关注心灵”，我们更需要“洞启人性”。

　　当我第一次听到“关心”一词时，升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词对应的英文原词是什么？翻前寻后，果然是care一词。此书的英文原名为The　challenge　to　care　in　schools：an　alternative　approach　to　education。直译为“对学校关心的挑战”。“关心”这个概念，在国内似乎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。而将care译为“关心”，也只有对这一概念进行多层次地阐释，才能将作者诺丁斯的“苦心经营”略加展现。

　　自陈寅恪作为学人精神的象征在上世纪90年代浮出水面之后，“同情之理解”、“温情之敬意”等表述方式，成为表达对前贤筚路蓝缕创业艰辛敬重之情的合适词汇。在研究过程中，强调对先辈的“体贴”与“理解”，更为现代学术渲染了浓烈的人文意义。对先辈的敬重之情，与诺丁斯在这里强调的对学生“关心”意识的培养，当然不完全是一回事，但却并非丝毫没有关联之处。透过表象之外的理论关怀与学术魅影，“关心”实际上意味着“以人为本”、“和谐共生”等种种理念，值得细加推敲。

　　不管是引证大哲如海德格尔(Martin　Heidegger)对“关心”的论述，还是借威尔(Simone　Weil)著作对“关注”的强调，诺丁斯其实想要创构的仍是自己的理论，即强调关心是一种关系，我们应当主动去关心他人，我们还应将这种关心意识引入到学校教育之中，以此来应对学校所面临的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。诺丁斯是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，享有国际声誉的教育哲学学者，且不论其多部大著(《女性与罪恶》、《教育哲学》等)与各种职衔(诸如美国教育哲学协会、杜威研究会前主席，美国教育学会主席等)，我所看重的，是她丰富的教育实践经历，她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学研究者，更拥有从中学到大学的教学实践经历，甚至不仅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成绩显著，她还有良好的行政经验，曾担任新泽西州中学教研部主任、芝加哥大学杜威实验学校校长、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等职务。这些都决定她的研究，决非仅是居于书斋里的“冥思苦想”或“纸上谈兵”而已，果然，读此书，从书卷纸背中感受到的，确是作者的一颗深广遥致的“悯怀之心”。

　　对于“关心”(其实，我觉得此处将care译为“关心”，并非最佳选择，但暂时也找不到汉语中更合适的表达，权且如此用吧)，诺丁斯教授对这一命题的关心，并非始自本书，早在1984年，她就出版了早期专著《关心：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观点》，2002年又出版了《始于家庭：关心与社会政策》、《培养道德的人：以关心伦理替代人格教育》，再加上这部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，可以看出，她以“关心”为核心命题，试图构建一整套理论体系。之所以用“关心”这个概念，而不是选择其他，可能与海德格尔的定义不无关系，在海氏看来，关心既是人对其他生命所表现的同情态度，也是人在做任何事情时严肃的考虑。关心是最深刻的渴望，关心是一瞬间的怜悯，关心是人世间所有的担心、忧患和苦痛。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关心之中，它是生命最真实的存在。

　　确实，在这样一种哲学思考的构建基础上，再来理解“关心”，则更易接受其所试图表达的背后深意。难道不是吗？在现代社会日益激烈的竞争生存之中，为了有限的利益资源，人与人之间不断凸显的是一种生物化的关系，所谓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，似乎反而随着高科技的发达，比任何时候都接近我们生活的本真，难道达尔文最后的传人竟真的是斯宾塞而非赫胥黎，人最后留下的竟仍是生物性一面？严复当年择译《天演论》，弃伦理学而取进化论，原是其时中国面临生死存亡大背景之不得不然，可以理解，然则决不可取。“急功近利”当然是贬义词，但它既是一种道德价值上屡受批评的概念，又是社会规律运作之产物，有其在一定时期内必然生效的客观性。作为社会人的一般民众乃至商人、政治家，也许可以强调时势背景的不得不然，然则作为知识人的象牙塔居者，若不能够坚守位置，而是也“随波逐流”的话，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必然是“岌岌可危”的。或许，一群并不直接生产物质文明的知识人存在的价值，正在于此，否则知识人于社会有何贡献呢？所以，当面临重大价值抉择问题时，知识人首先应当想到的，应该是如何坚守自己的位置，而不是考虑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利益。这也正是知识人与所谓“伪知识分子”的区别所在。

　　诺丁斯教授专为此书中文版撰写的《致中国读者》，说了这么一段话：“距离此书第一次出版，十年时间已经过去，而书中所提主张的重要性在今天却有增无减。在过去的十年里，美国学校教育经历了一种令人可悲的变化：所有学生都被强迫灌输一个统一的标准课程，并且接受统一的标准化考试。虽然遭到众多富有远见的教育理论家的反对，考试机制仍然控制着我们的学校生活。”我读了，惊诧莫名，这不也是在说中国吗？

　　美国，我们想象中的“理想国度”，怎么也会是这样的呢？细细想来，其实本就如此。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中的“人文国家”，虽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包容“异见”，但那只能出于一种多元化制度基础的制约，从骨子里来说，美国运行的规则是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，有能力、适应社会者可以“节节高升”，否则很可能“死无葬身之地”，很多华工的命运就说明了这点。

　　学者何新先生在其文章里谈到1995年由美国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出面邀集的旧金山会议。会议汇集了当代世界500名精英人物，包括政治家、经济界领袖与科学家，其中有乔治·布什(其时还不是美国总统)、撒切尔夫人、布莱尔、布热津斯基、索罗斯、比尔·盖茨、奈斯比特等世界名人。会议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召开，讨论关于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问题。会议认为：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已到来，这个时代将是非工业文明的时代。在21世纪，仅用全球人口的20%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，因为目前全世界的价值主要部分仅由1/5的人类所生产，所以“只有20%的人有权积极地参与生活、挣钱和消费(此外再加上1%或2%的丰厚财产继承人)”(何新：《全球战略问题新观察》，第18-20页，时事出版社，2003年)。这一思维方式，典型地反映了美国人所主导的世界思维可能发展的走向，我们当然可以努力尝试去理解这一“美国式”思维，这些精英人物都是残酷竞争中的胜者，应该承认，自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的学说以来，没有任何时代比我们刚经历过的20世纪更加残酷。虽然人类文明是在继续进步，科技高速发展，物质极大丰富，但就人性的沦落而言，也明显比以前更甚。这些精英人物，正是在这样残酷的条件下，经过层层搏杀，经过物竞天择铁律遴选出来的佼佼者，他们当然不怕竞争，他们当然将那些弱者不放在眼里。在他们眼中，所有这一切，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。可是，存在的，真的就是合理的吗？被认为是经济人代表的斯密(AdamSmith)早在约250年前，就已经提出“同情心”的概念。在他看来，同情心是美德之源，人皆有之，即使是在恶棍和罪犯的身上，同情心也不致全然泯灭。同情心要求我们推己及人，但完全从当事人的角度做出判断难免有失偏颇(参见陆建德：《虚构的“经济人”——从斯密伦理学看“经济人”的神话》)。这里的“同情心”与“关心”虽然概念有异，但其实颇有共通之处，即强调对人性善面的发扬，对社会风气形成中的“人性”的张扬。

　　是啊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，难道只有在你死我活、尔虞我诈的斗争之中，才能演示出生命的意义与前行的轨迹？“什么都可以相信，就是不能相信人。”世道人心竟是败坏到了这等的地步吗？在这一点上，不管是美国，还是中国，还是世界其他地方，所面临的挑战是相同的。但不管是人之生性为善，还是生性为恶，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的古训的确不错，只有营建一个以良好的道德风尚、淳朴的世风民情为标准的公益社会，世界才有可能不断接近于大同境界，人也才能真正地在自己与同类的身上找到“作为人”的尊严与骄傲。

　　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努力向善，努力去做一个真正的“人”。钱钟书先生说：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”(转引自刘智峰主编：《精神的光芒——一代人的心灵历史》，第53页)。看上去说的是学术，其实也未尝不可将之作为对人心的蠡测，对于世界大同理想的向往。席勒的《欢乐颂》为我们描绘了那理想的时刻：

　　天神啊，你是众神之尊

　　只要你集结无边的雄威神力

　　便能集散沙于高地，化腐朽为神奇

　　只要你展开温煦的柔韧羽翼

　　五湖四海的众人啊，就可永结兄弟

　　“大同理想”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尚属有待努力的范畴，但让五湖四海的陌生者永结兄弟、善相待之的理想，确实充满了人性的理想与光辉。这个世界不妨少一些珠光宝气、少一些物质财富，但多几分人情气息、多几分人性真善美，真的就可能点亮美妙的未来图景。

　　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，也就无论如何都能意识到教育的巨大意义。因为，未来的世界在孩子的身上，他们所受到的教育，将会在长远的意义上影响到未来世界的形成方式。诺丁斯教授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她所主张的新教育模式，即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培养有能力、关心人、爱人也值得人爱的人。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，就必须由一种概念来主导学校课程，即“关心”。所谓“关心”，这里指孩子们(受教育者)应学会如何关心作为物质和精神结合体的自我，如何关心身边的和远在他乡的人，如何关心动物、植物和地球，如何关心人类创造的物质世界，以及如何关心各种学科知识。

　　实际上，要说的，其实是我们应尽量恢复“人性”的一面。我们是人，我们不是动物。我们要做人，我们要“关注心灵”，我们更需要“洞启人性”。当面对社会的阴面与无边的幽暗时，我们该如何面对？是泯灭信念，“和光同尘”，还是坚守位置，选择自我？或许，如同哈姆雷特那样，“to　be　or　not　to　be”，确实仍是一个值得追问再三的问题。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？或许“关注心灵”、学会“关心”，是我们启开久已迷失的人性的“可能之匙”，我们期待着能以此而“洞启人性”，不仅是洞察、是穿透，更是启发、光照，将人性的“真诚善良”一面最大限度地发扬光大。“如是我闻，有大悲悯”，佛家的怜世之心，或许也可互为参照？

　　就这个意义而言，“开卷有益”决不应仅仅停留于纸面，当我们打开教育学者充满人文关怀的“阳光叙述”，我们离“光明普照”的境界已经不远了。我们不但要自己去沐浴阳光，更应将这精神的光芒传递给未来的一代，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(《论语·先进第十一》)。读这本《学会关心》，似乎又让人遥想起前贤坚守精神、开辟一代教育之风的圣贤气度来。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，但只要我们努力，谁说就一定没有达到的可能呢？(《学会关心———教育的另一种模式》，[美]内尔·诺丁斯著，于天龙译，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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